九五至尊老品牌官网:人才永乐永乐大典(全一六四册重印版)

时间:2019-06-29 17:55:28

  举世闻名的《永乐大典》,是世界文化遗产中的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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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世闻名的《永乐大典》,是世界文化遗产中的珍品。全书凡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录六十卷,分装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存有永乐正本、嘉靖副本两部。但正本的下落,虽有种种猜测,至今未见片纸只字,所谈《永乐大典》,皆是指嘉靖副本。清乾隆间修纂《四库全书》,曾对《大典》作过清点,已缺二千余卷,尚存十分之九,大体完备,故清王朝修《四库全书》《全唐文》等都利用过。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永乐大典》惨遭厄运,绝大部分被焚毁,幸存少数,亦遭侵略军糟蹋、抢夺。传世至今的嘉靖副本残卷约近八百二十卷,仅及原书的百分之四,而且散藏在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十个公私收藏机构。

  解缙(1369—1415),明江西吉水人,字大绅,一字缙绅。洪武进士。授中书庶吉士。曾建议根据史实,上自唐、虞、夏、商、周、孔,下至关、闽、濂、洛,据事分类编写一书,以便检阅。因直言敢谏,得罪重臣,被免官家居八年。其间杜门纂述,改修《元史》,又成《宋书》,删定《礼经》。建文初回朝,永乐元年(1403)迁侍读学士,任总裁官监修《永乐大典》《太祖实录》及《古今列女传》等书,升任翰林学士,极受信用。朝臣多嫉其宠,又因定储君之议,为汉王高煦所忌,被诬陷下狱死。善诗文,有《春雨杂述》《解文毅公集》等。

  类书是一种采辑抄录各类图书数据,按一定方法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编排,便于人们查阅使用的工具书。它是在古代学术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积累了数量浩繁的图书文献,并有专人进行整理以后才出现的。

  据史籍记载,中国的类书始于三国曹魏时期的《皇览》,以后代有修纂,六朝有《寿光书苑》《类苑》,隋代有《北堂书钞》,唐代有《艺文类聚》《三教英珠》,宋元两代的类书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卷帙庞大,其中最著名的有《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等,但气魄最雄伟,规模最庞大,内容最宏富,影响最深远的类书却是明代永乐年间修成的《永乐大典》。

  公元一四〇三年,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以武力夺取了其侄子建文帝的皇位,自立称帝,改年号为永乐。永乐皇帝在为夺取政权大开杀戒、充分显示其“雄武之略”之后,又采取一系列提倡文教、振兴学术的怀柔政策,用以笼络士大夫,消弭朝野不平之气。因此即位不久,他便有了修纂大型类书的计划。客观条件看,明建国以来,兴修水利,奖励农桑,重视教育,广设学校,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社会经济与文化日趋繁荣,为大规模的图书编修活动提供了可靠的经济基础和人材储备。同时,明王朝不仅从元朝手中继承了数量极多的宋、辽、金三代藏书,明统治者还曾多次下诏征求民间所藏典籍,因此立国不久,便积累起了极为宏富的政府藏书;再加上唐宋以来学术发达,版刻渐兴,公私撰述蔚然成风,图书数量增长迅速,所有这些更为大型图书的编修准备了丰厚的文献资源。

  在具备了以上种种条件以后,明成祖朱棣向翰林侍读学士解缙等下达了修纂一部大型类书的命令,并阐述了自己的修纂宗旨:“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穰,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察之便,如探囊取物……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也就是说这部类书在编排上要统之以韵,易于考察;内容上要备辑众书,毋厌浩繁。

  解缙受命后召集学者一百余人,加紧编纂,只用了十七个月时间便修成了《文献大成》一书,明成祖阅后,认为“尚多未备”,不符合他的原意,下令重修。于永乐三年(一四〇五)任命太子少保姚广孝和解缙同为监修,更征调朝野文人雅士、宿学老儒、高僧道师等优秀人材,约三千人,分别担任编辑、审阅、校订、录写、绘图、圈点等工作,时人形容其人材之盛为“天下文艺之英,济济乎咸集于京师”。在图书数据方面,除启用皇家图书馆文渊阁的藏书外,还派人赴全国各地多方征集。整个修纂过程中,国家在人力、物力诸方面供给充足,因此编纂工作进展十分顺利。

  《永乐大典》的编排,以《洪武正韵》为纲,按韵分列单字,每一单字下详注音韵训释,备录篆隶真草字体,然后列出含有该字的词汇,依照“用韵以注字,用字以系事”的编辑方法,将各种典籍中的有关资料,一字不易,整段整篇,甚至整部编入。全书完稿后又征召能书善画之人,严格要求,精心抄绘。书内文字图画,正文为黑色,引用书名及书口文字为红色,断句及标声符号也用红色小圆戳钤印。展卷之间,朱墨粲然,检索阅读,极为方便。

  四、《永乐大典》的规模与形制——包括宇宙之广大,统汇古今之异同。开本宏阔,纸墨精良;精工抄绘,典雅华贵

  永乐六年(一四〇八)冬,全书编纂缮写完毕,姚广孝等上表进呈,明成祖审阅后,非常满意,亲撰序言,赐名为《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全书共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另有目录六十卷,装成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共辑入“上自古初,迄于当代”之古今图书七八千种,包括经、史、子、集,诸如戏剧、平话、工技、农艺、医药、占卜、释藏、道经等门类,字数达三亿七千多万。它是中国古代最为成熟、最为杰出的“百科全书”,是上起周秦,下迄明初的历史文献资料的大总结。以时间论,它比著名的《大英百科全书》早三百余年,以卷数论,它比现今存世的最大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尚多出一万三千卷。

  《永乐大典》为手绘朱丝栏写本,版框高三十五点五厘米,宽二十三点五厘米,四周双边。八行,大字单行十四五字,小字双行不顶格二十八字。版心上下大红口,红鱼尾。上鱼尾下题『永乐大典卷xxx』,下鱼尾之间题叶次。内叶纸张为上等白棉纸;黑墨使用驰名海内外、以黄山烟松为主料的徽州墨,温润亮泽,古色古香;朱墨以朱砂矿物制成,艳而不俗,历久如新。外观为册叶式包背装,书皮先用多层厚纸粘糊成厚约二毫米较为硬挺的内衬,外用黄色丝织品包裹,上贴黄、蓝二色书签。全书高约五十二厘米,宽约三十二厘米,各册三十至五十叶不等,每册多为二卷,也有每册一卷或三卷者。

  综上所述,由于同时具备了珍贵丰富的文献内涵、典雅华贵的书籍形态、气势恢弘的卷帙数量,《永乐大典》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人类文化史上的一座不朽的丰碑。

  《永乐大典》的最大功绩与价值在于它保存了我国十三世纪以前的一大批古籍。中国古代典籍,常称浩如烟海,但亡佚亦相当严重。九五至尊老品牌官网《永乐大典》却因完整地抄录了大批明代以前的珍贵文献而成为后世辑佚的渊薮。前人早已注意到了《永乐大典》巨大的文献价值,清雍正年间学者全祖望便开始了辑佚工作,乾隆修《四库全书》时更利用《永乐大典》辑出佚书五百余种,其后,徐松、缪荃孙等清代学者又陆续抢救出我们今天研究古代历史不可或缺的《宋会要辑稿》《旧五代史》等诸多珍贵文献。据统计至今已出版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文献六百余种,不仅种数繁多,而且大都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其次,有的古书虽然流传下来,但《永乐大典》辑录的典籍,因皆据明初宫内所藏宋元旧本,文字优于今本,往往一字之是正,足可振聋发聩,因此它又有校勘古书的价值。

  《永乐大典》修成后藏于南京文渊阁,永乐十九年(一四二一)北京新宫建成,明成祖迁都北京,《永乐大典》和南京文渊阁大部分藏书随之北迁,贮藏于宫内文楼。

  《永乐大典》成书后即深锁内廷,“(明成祖)多修马上之业,未暇寻讨,列圣亦不闻有简阅展视者”,文武百官更是鲜缘问津,百余年间,束之高阁,一任尘封鼠啮。一直到一五二二年明世宗嘉靖继位,由于“好古礼文”,对《永乐大典》“殊宝爱之”,常将一二帙放于书几案头翻检查阅。嘉靖二十六年(一五五七)宫中失火,危及文楼,幸抢救及时,《永乐大典》幸免于难。为防止《永乐大典》再遭不测,嘉靖四十一年(一五六二)秋,明世宗命令大学士徐阶、礼部左侍郎高拱等重录一部副本。高拱等人召集了一百零九名儒生,严格按照永乐正本的册式行款纸墨材质摹写副本,规定每人每日抄写三叶,每册录毕,于册后注明重录总校官、分校官、书写官等衔名,以示职责。此项工程,历时五载,至明穆宗隆庆元年(一五六七)四月,始告完成,从此《永乐大典》备有两部,原书称永乐正本,移放文渊阁,重录本称嘉靖副本,格式尺寸一同正本,存放于皇史宬。

  虽然《永乐大典》有正副两部,但其命运却是饱经风霜,多遭厄难。正本只在重录时犹“卿云之一见”,其后竟不知所终。大多数学者认为正本毁于明亡之际的战火;但也有人猜测被殉葬在了明世宗之永陵中,不过这两种说法,史籍均无明确记载。副本原藏皇史宬,清雍正年间移藏翰林院敬一亭。清乾隆修纂《四库全书》时,曾对《大典》作过清点,发现已佚二千四百二十二卷,这以后随着清王朝的日趋腐败,对《大典》管理更加废弛,以至官吏偷盗,鼠虫啮咬,亡散日多。光绪元年(一八七五)清点时,发现仅剩五千余册,到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更只剩下八百余册。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最后的命运降临了,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与使馆毗邻的翰林院沦为战场,建筑碎为瓦砾,藏书四散蝶飞,《永乐大典》惨遭蹂躏,侵略者甚至把较厚的《大典》用来代替砖头石块,构筑工事。《永乐大典》遭此灭顶厄运,几乎丧失殆尽,其大部分为兵火所焚,幸存少数亦为侵略军劫走,运往日、英、美、德等国,散落世界各地。清末民初,民国政府将残存的《永乐大典》移交教育部时,这部曾经傲视群书、出类拔萃的文化珍籍,仅存可怜的六十四册,令人扼腕痛惜!

  幸存于世的《永乐大典》残卷约四百余册八百一十三卷,散藏于八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十家公私藏书机构,调查和征集《永乐大典》是一项十分艰辛的工作。清末民初以来,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想方设法搜集寻找散落民间的《永乐大典》残卷,并在战火硝烟中冒着生命危险抢救保护这些劫后遗存。其中,袁同礼、赵万里、郑振铎等人居功至伟,致力尤深。经过以袁同礼、赵万里为代表的中国图家图书馆的前身京师图书馆(后改称国立北平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诸学人志士长期不懈的努力,《永乐大典》残卷收藏数不断递增,至一九三四年,北平图书馆馆藏数量已达九十三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的民族开始复兴,国家逐步走上了统一富强的康庄大道,《永乐大典》残卷也结束了亡佚流散的命运,开始重新聚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苏联三次将沙俄和日本侵略者劫走的六十四册《永乐大典》归还我国。一九五五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亦归还德国来比锡大学图书馆所藏三册。国内许多收藏单位和私人藏书家,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感召下,纷纷把珍藏多年的《永乐大典》零册捐献国家。一九五一年以张元济为首的上海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一致通过决议,将原藏商务印书馆所属东方图书馆的二十一册《永乐大典》捐献给国家。张元济创办的涵芬楼,曾是大江以南藏书最为宏富者,所藏多珍本秘籍,该藏书楼不幸毁于“一·二八”日本侵略上海的炮火,此二十一册《永乐大典》是涵芬楼历年辛勤搜集而幸免于难者。北京大学图书馆亦将该馆所藏“水”字韵四册交北京图书馆统一收藏。在北京图书馆工作的顾子刚,是第一个私人向国家捐赠《永乐大典》的人,他在一九五一年捐赠了三册。这三册原系北洋军阀徐世昌所有,后从徐家散出,为顾先生所购得。此外,周叔弢、赵元方、张季芗、郑广权、王富晋、陈李蔼如、赵玉林等也先后各捐一册,归国家统一保管。由于这些藏家的慷慨捐赠,使北京图书馆的《永乐大典》馆藏数骤增至二百二十一册(包括抗战时期寄存美国,一九六五年运存台湾“中央图书馆”的六十册),超过了世界各国收藏量。

  近百年来,在积极搜集《永乐大典》残卷的同时,缪荃孙、袁同礼、赵万里等学者也开始了对《永乐大典》的整理爬梳与辑佚考订工作。缪荃孙辑出了《曾文公遗录》《明永乐顺天府志》《明泸州府志》《中兴三公年表》等书,赵万里也辑出了《陈了翁年谱》《元一统志》《析津志辑校》《薛仁贵征辽事略》等,使很多几近失传的典籍再现学林。袁同礼、赵万里、王重民、张秀民、陈恩慧、李致忠、陈杏珍等学者也陆续发表了许多研究考订《永乐大典》的文章。

  为了保存与传播,民国以来不少个人和出版机构刊印过《永乐大典》,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中华书局和台湾世界书局在上个世纪六十及八十年代推出的缩印本。这些影印本充分体现了海峡两岸学者在调查收集《永乐大典》上的贡献,大大推进了学界对《永乐大典》的整理与研究。但毋庸讳言,由于时代与技术条件的制约,这些刊印本亦存在一些问题,或因零篇散卷,形单影只,难现昔日辉煌;或因开本过小,文字漫漶,稍失《永乐大典》风韵;或因单色印刷,版面凌乱,颇伤原著书品。此类瑕疵,让使用者长怀月缺之憾。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有感于《永乐大典》的数百年沧桑以及传藏出版中的诸多遗憾,经过多年筹划准备,决定将存世的《永乐大典》全部按照明代嘉靖抄本的形制仿真影印出版,并于二〇〇二年正式启动了这一宏伟工程。至二〇〇三年底已按计划顺利完成了现藏于中国大陆各收藏机构的一百六十三册《永乐大典》的影印出版工作。这是《永乐大典》编纂六百年来第一次大规模、成系统地按原书原大仿真出版,堪称《永乐大典》传播史上一座划时代的里程碑,也是新世纪文化领域的一项重大举措。《永乐大典》的仿真影印出版,得到了党和政府有关部门,特别是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专家学者也纷纷献计献策,更蒙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四川大学博物馆、南京图书馆惠借底本。正是改革开放以来日益强盛的国力,以及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与帮助,共同促成了这一功在当代、利及千秋的文化盛举。

  《永乐大典》残卷是历经沧桑而幸存的“国之重宝”亟需抢救保护。基于目前的保存现状,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尽可能接近原样地将其复制出版,提供给世人收藏利用,减少原件的直接流通和使用,是对这一历史遗珍最有效的保护手段之一,也是使《永乐大典》能传之久远、泽被后人的需要。

  保存、保护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开发利用,造福人类与社会。《永乐大典》残卷虽仅及原书的百分之四,但由于每一册《永乐大典》都是一座数据宝库,所以仍有许多可供挖掘利用的珍贵文化资源。可是,目前这些残存的《永乐大典》星散于世界各地,且均被收藏者视为重宝,不肯轻易示人,使得人们对它的研究和利用变得困难重重。我社将散藏于各地的《永乐大典》汇集起来,系统地刊布流传,使之化身千百,为更多的人研究使用提供便利,九五至尊老品牌官网实为中外学术的一大幸事。

  《永乐大典》除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外,其版本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亦不可估量,采取一般的缩印方式,很难充分体现其风采,也难以完整保存和全面传达数百年沧桑巨变在原书上留下的相关信息。有鉴于此,我社此次影印《永乐大典》,从版式、行款、用料、装帧等各个方面全仿嘉靖副本,精工制作,几可乱真。这一出版成果不仅使《永乐大典》永无灾厄之虞,也使今天的人们能够准确地感知到这一诞生于六百年前的伟大文化奇观的恢弘气势和不朽神韵。

  本书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和持续关注,获得学界专家的一致肯定。由于印数较少,许多文献收藏机构和历史文化爱好者盼望拥有一部而不得。为满足读者的需求,同时为了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在二〇〇七年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7]6号)中提出的“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二〇一七年十月我社决定重印大陆藏《永乐大典》(全一百六十四册,第一百六十四册为总目和前言),于二〇一八年十月正式出版。本次重印,依原书重新拍照、重新修图制作;正文纸选用安徽泾县优质双层夹宣,每一个环节都力图做到精益求精。

  继大陆存藏《永乐大典》(全一百六十四册)之后,我社又陆续出版了《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永乐大典〉》《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藏〈永乐大典〉》《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藏〈永乐大典〉》《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藏〈永乐大典〉》等流失海外的《永乐大典》五十八册,以及新发现的一册——《永乐大典》“湖”字韵卷二二七二—二二七四。另外,还有即将出版的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京都大学藏《永乐大典》若干册,以及正在洽谈中的国外藏《永乐大典》。总之,我社会继续致力于海内外藏《永乐大典》的影印出版工作,真诚希望我们的努力能满足海内外学界研究之需,同时也能为文献收藏机构和传统典籍爱好者提供收藏与阅读机会。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仿真影印出版《永乐大典》的另一目的是唤起同道,正如原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在《呼吁书》中呼吁的,让散落世界各地的《永乐大典》残卷早日聚集,刊布流行,造福于世。当然这一良好愿望的实现,还有赖各国《永乐大典》公私收藏机构的共同努力和真诚合作。衷心希望一切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朋友们共襄盛举,使这一人类伟大的文化遗产重现于世。为这项事业作出贡献的机构和人士也将借此彪炳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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